現代概念上的患者知情同意權（Informed consent）最早來源於紐倫堡審判。針對二戰期間德國納粹醫師強迫集中營受試者接受不人道人體試驗這一罪行，戰後通過《紐倫堡法典》第一次規定了該項權利，而後又以世界醫師總會發布的《赫爾辛基宣言》等規範性檔案進一步確認，並成為各國相關領域立法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從其來源就可以看出，知情同意權是人權的衍生，是對人類基本尊嚴的一種保障。《別告訴她》涉及到的是這項權利在現實醫療問題中的歸屬分歧：知情同意權到底屬於患者還是家屬？而影片的衝突點，是中美兩國的法律規定和社會文化在該問題上的對立取向。

我國現行法律，就知情同意權呈現出在“患者”和“家屬”之間搖擺不定的曖昧狀態，如規定“醫師應當如實向患者或者其家屬介紹病情，但應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後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法律效力最高）、“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侵權責任法》）、“因實施保護性醫療措施不宜向患者說明情況的，應當將有關情況通知患者家屬”（《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這些規定構成了影片中“別告訴她”的法律依據。

家族選擇不告訴奶奶罹患癌症的事實，儘管美國兒子一家一度糾結——基於美國法律，這是違法行為——全家最終達成了“別告訴她”的一致。就片尾的結果來看，六年後奶奶（真實生活中）依然健在，看上去皆大歡喜。“告訴”和“隱瞞”的衝突，真的只是哪一項是更“為了奶奶好”的選擇嗎？看似“孝順”的手段和“美好”的結果，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嗎？“告訴她”的結果一定就是不好的嗎？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個案：是以此為由繼續“不告訴”罹患絕症的至親，還是以此為契機，重新思考患者知情同意權真正的價值。

奶奶至少被剝奪了以下幾項權利：其一，知道自己身體狀況的權利。罹患癌症必定不是毫無臨床症狀的，家人對病情的隱瞞甚至偽造，給患者造成了錯覺和困惑。其二，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我”是患者本人，為什麼別人可以決定“我”怎么治病？家人以“維生素”為名胡亂給奶奶吃抗癌藥物，可能是用自以為是阻礙了治療。其三，自己面對死亡的權利。死亡是人生的必修課，“我”有權利決定怎么面對生，“我”更有權利決定怎么面對死。我們的出生是完全被動的，我們的死亡過程難道也要在不知情和沒有主動權的狀況下進行嗎？我們關於“臨終”的種種權利，在這個不論自由和人權都應該取得大幅度進步的時代，難道還要像兩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做的那樣，基於儒家文化的“孝順”、“團隊精神”而被剝奪嗎？